配资在线配资炒股 从概念到命题：质性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分析_建构_经验_社会学

摘要：理论普遍性是质性研究具有学术意义的基础。理论建构有利于将研究问题普遍化、分析框架清晰化和理论边界明确化。质性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包括经验现象的概念化、类型化和命题化。具体而言配资在线配资炒股，可以从日常生活、既有概念、既有理论中提炼出“好概念”；采用直观式、单维度和多维度的方式将经验类型化表达；利用案例比较和非现实假设的方式形成命题。理论建构要求研究者有对情境的敏锐感知、对理论的准确把握以及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

关键词：理论建构；概念化；经验类型化；命题化

在韦伯的界定中，社会科学需要通过理解对事件进行再经验。再经验就是研究者将情景知识编织成社会过程的过程。尤其在质性研究中，这一过程本身就内蕴着理论建构。质性案例分析的目标是通过讲故事发现一般性的知识，而一般性知识的重要表现就是具有理论逻辑。只有从案例中提炼出具有逻辑合理性的理论概念和命题，将经验案例理论化，并置身于一个深厚的学术脉络中展开分析，质性研究才有重要意义。因此，理论建构是质性研究非常关键的环节。缺乏理论建构的研究不是一个完整的质性研究，所以质性研究必须考虑如何形成理论化的分析。

质性研究的理论建构要求研究者具有经验综合和逻辑提炼两方面的能力。在不同的研究中，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差异很大，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来进行不同方式的理论建构。理论建构是将经验现象不断提高抽象层次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概念化、类型化和命题化。本文将以当前社会科学中较为经典的质性研究为例，同时结合个人的研究经验，提炼出几种理论建构的具体路径。需要说明的是，不同范式的质性研究的理论建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有不同的理论导向，两者有不同的学术价值。由于实证路径的理论框架相对明晰，更容易呈现理论化过程，本文侧重分析实证主义的解释路径。

一、理论建构的特点和意义

社会科学中大部分概念来自质性研究。量化研究虽然也有概念生产，但其产生的概念的数量少于质性研究。这种差异来源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特点和两种研究方式定位的不同。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要求研究具有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经验和理论两个维度。量化研究侧重经验普遍性，而质性研究侧重理论普遍性。

（一）质性研究理论化的必然性

为什么质性研究必须要有理论逻辑？这来自社会科学的特点。社会科学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而科学方法的要求之一是可复制。可复制就要求研究发现具有普遍性：已有研究的发现能够被其他人在同样条件下重复。在社会科学中，研究的普遍性分为经验普遍与理论普遍两种方式。经验普遍性，是指研究发现能够代表一个经验总体；理论普遍性，是指能够从经验发现上升到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的抽象理论。

一个研究最好能够兼具经验普遍性与理论普遍性，但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分离的。大部分规范的量化研究天然具有经验普遍性，因为当前的规范的量化数据都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分析的结论基本能够代表总体情况。所以，量化研究可以没有抽象理论，因为其已经具有了经验普遍性，即使没有理论贡献，也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要求。但大多数质性研究本身缺乏经验普遍性，因为质性研究大都针对个案，个案不一定能代表总体。没有经验普遍性，就必须有理论普遍性，否则就不符合社会科学的基本规范。因此，理论建构对质性研究非常重要，是质性研究科学性的来源。

（二）理论建构的意义

理论建构是质性研究符合社会科学规范的必然要求，也是质性研究产生价值的重要来源。对一项质性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研究问题普遍化、分析框架清晰化、明确理论边界。

首先，理论化思考能够让研究问题普遍化，超越一般的经验性认识，上升为学术体系中的重要问题。举一个学术史的例子来说明。《中县干部》是一本非常好的经验调研报告，对中县的各类干部群体有深入翔实的描写，在这类研究中已经做到了经验层面的极致。但该论文缺乏理论建构，没能提出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其实在《中县干部》中已经呼之欲出。比如，从干部升迁的角度，可以跟“晋升锦标赛”理论对话。《中县干部》展现了基层干部的关系式晋升逻辑，这跟锦标赛理论的政绩式晋升大为不同，研究者可以就此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性理论。再比如，书中大量描写了基层干部的社会交往，从中可以讨论县域治理“权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问题，从而将社会维度加入对官僚体制的分析，创建新的理论范式。还有很多理论角度可以从《中县干部》中引申出来，但书中所讨论的都是具体的经验故事，没有形成好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对话。相比而言，周黎安的晋升锦标赛理论较为缺乏细致翔实的案例基础，但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具有普遍性。可以这么说，经验基础决定了质性研究的底线，而理论建构决定了质性研究的上限。

其次，理论建构能够让研究的分析框架清晰化，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并解释其关系。质性研究中不仅要有灵光一闪的好想法，还需要体系化思考的努力。要做到体系化思考，就要将分析框架清晰化。要解释什么问题，如何解释，都需要通过理论建构来想清楚。再举一个学术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分析框架清晰化的重要性。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发现人在特定场景下的主观认知会对客观结果产生影响，某些虚假的认知也可能产生真实的后果。后来，默顿（Robert K. Merton）将托马斯的发现概括为“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开始是对情境的一种错误定义，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行为，使最初的错误概念变为现实，并导致这种似是而非的正确性，使错误的行为永久化；默顿以银行挤兑为例，来说明自我实现预言的巨大影响：如果很多人相信银行要倒闭的谣言，都去取出存款，那就会造成银行真的倒闭。托马斯和默顿的发现很重要，揭示了人类行为中信息、认知、行动的相互关联，但他们都没有将发现进一步理论化。与此相对，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则将类似的发现提升到了体系化理论的高度。阿克洛夫关注二手车市场，他发现只要买家不相信汽车的价格符合质量水平，就会导致二手车市场不断逆淘汰，最终出现市场崩溃。阿克洛夫对二手车市场的发现和默顿对银行挤兑的判断所分析的现象相似，逻辑相通；但阿克洛夫做了理论建构的工作。他通过分析这一现象，跟传统的经济学对话，从中提炼出信息不对称作为关键自变量在认知与行动中的影响，开创了信息经济学。托马斯和默顿都很有思想，但理论建构不足，错失了将他们的发现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体系的机会。

第三，理论建构能够明确一个学术理论的边界。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有边界的。没有任何理论命题可以在所有条件下成立。所谓边界，就是指一个命题在特定的条件下成立。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命题也就失效了。意识到理论边界，才能合理地运用理论解释社会现象，也才能提出适当的政策主张。理论建构有助于明确理论边界，分析命题成立的条件。比如，科尔奈（János Kornai）根据对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概念——“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这一概念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企业的资源都由上级政府分配，所以企业会不断索取资源扩大生产，缺乏硬性的资源约束。根据科尔奈的理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产效率一定不高，因为资源并没有被优化配置；这一命题在解释东欧经济时普遍成立，曾被认为能解释所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学者观察到中国的地方政府虽然也在统筹管理经济，但乡镇企业却快速发展，科尔奈的解释在中国并不成立。根据中国的经验现象，学者们进一步理论化“软预算约束”，发现这一命题成立的边界条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没有直接竞争关系。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地方政府间恰恰是竞争性的，地方政府都想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化政商关系、提高效率，从而摆脱了“软预算约束”的限制。所以，明确理论边界，是理论建构的重要价值，而这一点最容易被忽视。比如，“官场+市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深刻地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和经济发展格局。但这一理论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没有明确提出理论边界。“官场+市场”有效，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在某些经济发展阶段，在某些产业类型中该理论是有效的，但其他条件下可能就不能成立了。研究者提出理论时，应该要有边界警醒。

二、“好概念”与概念化的方法

理论化是将经验现象进行抽象分析的过程。抽象的第一步是概念化：对纷繁芜杂的经验现象进行逻辑概括，从而将日常认知对象转化为学术分析对象。

（一）“好概念”的特点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化需要对经验现象进行总结、提炼，将具体现象变成抽象界定。比如，张三大学毕业后两年没有找工作，这是具体现象；而“慢就业”就是抽象概念，它界定了这些具体现象的共同特征。理论建构仅仅提出概念还不够，还要尽可能提出好的概念。“好概念”主要有四个特点。

首先，“好概念”在质性研究中应该具有经验感。经验感，是指概念能够生动地描绘、解释社会现象，这是好概念的基础。如果一个概念只是理论上的文字游戏，跟社会现象没有什么关联，这样的概念缺乏意义。形成经验感的前提是对社会生活有细致、微妙的描摹，从中提炼学术概念。比如，上级的政策在地方被执行时经常会被灵活调整，怎么用概念去描绘这一经验现象？一般的文章，会用政策变化、政策演变来做概念描绘，但总让人感觉没有经验的生动性。而王汉生、刘世定和孙立平用“变通”来概括地方的政策执行逻辑，具有经验生动感。因为变通不仅是一般的变化，而且指通过灵活调整实现政策执行因地制宜。变的目的是通。而且，变通内涵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呼应了《易经》中的名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变通概念展现了中国的社会底蕴。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一直反感制度执行僵化，并发明了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等成语来嘲讽这种做法。如果理解了传统和现实，再做比较，就能感受到变通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第二，“好概念”应该具有分析能力。质性研究中常见的概念可以分为描述性概念和分析性概念（或者叫解释性概念） 两大类。描述性概念对社会现象做出描绘；比如，“断亲”用于描绘年轻人不跟亲戚交往这一社会现象。分析性概念能够概括现象的内在机制；比如，“行政发包制”这一概念解释了上下级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将市场发包用于行政管理。通常而言，描述性概念比较单薄，缺乏实质性内容，读者单看概念本身不能理解内涵，必须要看进一步的解释；而分析性概念从概念本身就能使人理解学术内涵。做一个学术比较来说明两类概念的差异。有学者发现当前的社会组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政府、非企业的组织形态，而是政府为了推进治理任务培育的组织。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用“派生型组织”作为概念，解释这类组织是政府治理逻辑派生出来的。显然，“派生型组织”的概念是分析性的，更有实质内涵。所以，一个概念如果只是浅尝辄止，只停留于简单描述，不是“好概念”；有分析能力的概念才更有学术价值。

第三，“好概念”需要有理论对话能力。除了跟经验现象的关联，“好概念”也具有跟学术理论的关联，能够跟一个理论脉络中的学术问题形成对话。概念有理论对话能力，是好的质性研究必备的标准，是理论建构时努力的方向。经典的学术概念都有很强的理论对话能力。比如，“运动式治理”是社会科学的经典概念，不仅是对地方政府运行的生动描绘，还有极强的理论关联。在科层制理论，以及一系列对行政管理的论述中，现代政府的上下级之间应该是弱激励，制度化、常态化运行是理想状态。但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中，上级经常采用运动的方式来动员下级，打破条块分割，并给予下级极强的（正面或负面的） 激励。这就跟传统理论形成了张力。“运动式治理”描写经验现象生动，同时理论对话深入，是一个“好概念”的典型，是中国学界的理论创新。再比如，对于基层政府的研究，学界有一系列的概念——“谋利型政权”、“悬浮型政权”、“协调型政权”——每个概念都是对一个时代基层政府特点的生动描写，同时也在跟分析基层政府的理论对话，阐明以往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形成了基层政府研究的理论脉络。概念要形成理论对话能力，需要有较强的文献把握能力，能评价以往理论概念的优点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话创新。

第四，“好概念”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有概念层级，形成概念体系。质性研究关注的是个案，个案是分散的，但研究不能分散，要有理论体系。有层级，就是提出一个宏观的概念，宏观概念下有若干中间层次的二级概念支撑，而中间层次的概念应该由更具体的概念组成。在概念体系中，有宏观的视野，有中观的分析，还有微观的实证，才能形成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经典。比如，周雪光和练宏的“控制权”理论，就是一个层级化的概念体系。在宏观层面，控制权是一个总体的概念，用于概括政府内部关系的核心；不同类型的控制权在政府内部的不同组合又可以分为三种常见的类型，直控式、承包式、联邦式，这些都是中层化的二级概念；同时，不同类型又是由目标、激励、考核构成，这些可以在微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或者，有的学者的概念体系没有分层级，但概念间存在相互关联，有共同的思想导向。比如，曹正汉提出了若干概念，“分散烧锅炉”、“强政权、弱国家”、“过度分权”等，这些概念之间有明确的思想关联，都指向层级间的治理机制问题。

（二）“好概念”哪里来

“好概念”应该具有经验感和分析能力，有理论对话能力，且形成概念体系。针对这些特点可以提出三种提炼概念的关键方式：从生活中提概念、从概念中提概念和从理论中提概念。

首先，要善于利用内涵饱满、描写生动、现象新颖的日常词语，将生活用语提炼为理论概念。社会科学中有大量的概念来自日常用语。通过补充学术阐释，这些概念被改造成经验生动的学术概念。比如，“注意力”，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采用，被提炼为学术概念，用于解释组织运行中组织成员面对多任务环境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练宏的研究展示，在一个组织中，下级需要靠政绩竞争上级注意力，而上级也需要发送信号吸引下级注意力。“注意力”已经逐渐成为组织研究领域中的经典概念。另外，有的学术概念源于日常用语，学者对原词进行一些改造，增强概念的学术性。比如一些学者发现有的民众借助法律的权威符号来抗争，提出了“以法抗争”；还有学者看到民间社会的道理也是抗争的资源，提出了“以理抗争”。还有一系列类似的概念都是将生活中的日常表达精炼化为一个学术概念，“变通”、“选择性执行”、“象征式执行”、“邀功”与“避责”、“严母慈祖”等都是这类概念形成方式的代表。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的独特运作逻辑，挖掘出这些概念的意涵可以启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种方式是对经典概念的补充或者反向分析，从概念中提概念。学术史中有许多经典的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改造就是一种提概念的好方法。比如，周雪光的“逆向软预算约束”就是来自对经典概念的改造，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分析的是下级向上级要资源，如果把资源索取的方向倒过来，上级向下级要资源，就是一种“逆向软预算约束”。邓燕华的《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一文，提出了“情境合法性”概念，也是一种概念改造。社会科学中有合法性的概念，指符合社会一般道德规范与基本制度的行动。但除了一般性规范与制度，具体的场景和地方性特征也会决定某种行动是否具有合法性，这就形成了“情境合法性”的概念，是对原有概念的补充。从概念中找概念，需要熟悉经典的概念，并能结合新的社会现象分析原有概念的不足。

第三种方式是对理论命题进行概括从而提出概念，这是从理论中找概念。理论是一套抽象的表述，将理论压缩为关键词可以形成概念。比如，在中国社会学界，产权研究的经典理论认为，产权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界定，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产权的边界和权利形态是在互动中确认的。根据这个理论，学界提出了“关系产权”作为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中产权形态的独特性。再比如，在解释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时，有理论认为不同定位的社会组织会面对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提出了“分类控制”作为概念揭示当代的政社关系。从理论中找概念，需要先有理论判断，再将理论精炼为一个核心概念。

概念是对经验现象的抽象化表达，是一种理解社会现实的认知框架，它的生命力在于穿透社会事实和支撑理论建构。概念化的方向是研究者切入世界的视角，受到研究者个人的理论取向和关注点的影响；因此，提出“好概念”的三种方式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与理论积累在提出概念的过程中会交互作用。需要提醒的是，概念的生产要审慎和节制，在已有的概念能够解释经验现象时，尽量不要创造新的概念。有经验感、分析性、理论层级性的概念才有被生产的价值。

三、变量思维与经验类型化

在理论建构中，需要对经验现象进行分类，再对每一种类型进行概念界定，从而形成概念的集合。经验类型化是很重要的理论建构环节，通过类型化，才能对纷繁芜杂的经验世界分门别类，形成清晰的逻辑线索，质性研究才有解释力。经验类型化的基础是用变量思维去比较不同的经验现象。“变量思维”并非量化研究中的变量操作化，而是指代质性分析中需要关注的关键理论要素，目的在于从庞杂经验中识别关键机制。本文提出三种将经验类型化的方式：直观式分类、单维度分类、多维度分类。直观式分类是基于默认的、常识性的维度分类，比较简单；而单维度和多维度分类都需要有理论角度，根据理论逻辑来分析社会现象。

（一）经验类型化的三种方式

1.直观式分类

直观式分类，是以日常的认知来划分类型。比如，研究农民工，可以将其划分为传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世代之间在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乡土关系各个方面都可能存在很多差别，由此可以开展类型化的分析。再比如，研究乡村社会，可以将其分为团结型社会和离散型社会。直观式分类是大多数研究最常用的类型划分，跟经验现象直接关联。但这种分类方式往往不严谨，理论意义有限。而且，因为直观分类来自日常经验，所以其研究发现容易变成常识，学术研究的启发性不高。将乡村社会分为团结型社会和离散型社会就很模糊，因为很难准确界定团结和离散的边界，最后变成研究者先有一个对团结型乡村社会理想状态的想象，符合这一想象的就是团结型，不符合的就是离散型。将农民工分为传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太常识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传统的，或者是新生代的。因此，逻辑严谨性不足，研究启发性有限，是直观式分类最大的问题。

2.单维度类型化

比较严谨的分类，都必须有理论视角，根据一个理论维度将经验现象类型化。如果只有一个理论维度，就是单维度类型化。比如，周飞舟在《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一文中，根据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理论维度，将基层政府分为汲取型政权与悬浮型政权，前者指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渠道是收取税费，而后者指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失去了与乡村的直接联系。汲取型与悬浮型政权的概念区分，简单明了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转型，能帮助我们提纲挈领地认识基层政权运行逻辑。再比如，田先红在《治理基层中国》一书中对农民上访进行了分类，根据上访的动因分为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维权型上访，是指农民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想通过上访恢复正当权益；谋利型上访是将上访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通过这两种类型的区分，可以讨论不同动机下的上访及其对基层治理的影响。

3.多维度类型化

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论维度进行分类，就是多维度类型化。多个理论维度交叉分类，是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式，许多理论就来自多维度类型。比如，《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一文从两个维度探讨影响政策执行的方式，一个维度是政策适用性，即上级的政策跟地方情况是不是适合；另一个维度是执行压力，即上级有没有施加很强的考核与问责。将这两个维度组合起来，就会形成四种类型的政策执行方式（如表1）。如果政策适用性高，且执行压力小，就会导致正常执行，但速度比较慢；如果政策适用性高，但执行压力大，也会带来正常执行，但速度比较快。如果政策适用性较低，执行方式就会复杂化。如果上级给予的执行压力小，地方政府就会消极执行；如果政策不适应本地情况，难以正常执行，但上级施加了较大的压力要求必须完成，这时候就必须靠运动强力完成。这个二维的分类框架从政策适用性和执行压力两个理论维度建构分类体系，建构了一个政策执行方式的类型集。

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都是二维的，这样的理论建构方式可以广泛应用于质性研究的议题。如果有三个理论维度，每个维度有两个分类，那就会带来8种类型的概念。这样的理论建构过于复杂，跟经验现象对应起来比较困难。三个维度的分类虽然少见，但并不是没有。比如，冯仕政在《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一文中，对国家运动就进行了三个理论维度的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基本取向、变革目标和动员范围等三个维度对国家运动进行分类，每个维度都有两种类型，从而构建了八类国家运动。另外一项三个维度的分类研究是周雪光和练宏的“控制权”理论，这项研究从目标设定、激励实施、检查验收三个维度讨论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关系。理论上三个维度至少带来八种类型的政府间关系，但作者只列举了四类，可能因为其他类型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但在现实中较难找到对应的现象。只列举有限类型，也是多维分类的一种操作方式，既体现了理论维度的丰富性，同时保持经验分类的简洁性。

（二）类型化的注意事项

每一个经验现象，都可以有无穷多种分类方式，一项研究如何分类取决于研究目的。比如，对不同的乡村，可以有很多分类的方式。可以将乡村分为平原村、山地村；也可以分为远郊村、近郊村；还可以分为人口空心村、人口流入村，等等。如果要讨论人口流动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就可以分为人口空心村、人口流入村；如果要讨论地理条件与村庄发展，就分为平原村和山地村。如果研究目的跟分类标准不匹配，那分类就没有意义。当然，要找到有理论意义，同时有现实洞察力的分类体系，是难度很大的工作。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对经验现象有很好的观察和理解，能够找到不同现象之间的异同点；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理论积累，能够有理论上的抽象思考的能力。要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很不容易，是决定一个研究者能否有理论建构能力的关键。

四、现代化视野下的基层治理转向

理论建构的第三种方式是提出命题。所谓命题，是要对变量间的关系及其条件进行判断。命题在量化研究中必不可少，每一个假设都是一个命题。提出命题不只是量化研究的工作，命题对质性研究也非常重要。形成命题是机制解释的重要条件。命题能够清晰展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形成命题有两种方式：比较案例分析、非现实假设。这两种路径都是以比较的思路来讨论变量间关系，前者基于个案比较，后者是基于非现实推理的比较。

（一）比较分析与命题形成

命题是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量化研究提出命题相对简单（当然提出好命题不容易），因为量化数据有很多样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但质性研究提出命题很难，大多数质性研究都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就只有一种情况，难以判断变量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做比较分析，在比较中寻求异同点，从而提炼出关键变量并分析变量的影响。比较分析可以是横向对比，比如，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可以通过韦伯的研究提出一个解释命题：新教伦理导致了中西方经济行为的不同，从而影响近现代资本主义的走向。也可以是纵向对比，比如，前几年环保部门的督查工作从属地管理变成了垂直管理，环保的执法力度明显增强。通过比较，能提出一个命题：组织的垂直管理可能有助于增强专业管理能力。

要用比较分析提出命题，需要寻找有比较效应的案例，从案例比较中提炼命题的自变量、因变量，并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形成命题同样建立在经验的充分性和历史、文化、情境的多样性基础上。比较的案例类型越多样，案例包含的经验越广泛，越有利于从具体事实中提炼出一般社会模式，形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命题。两个案例间的单因素比较是最简单的情况。如果两个案例在自变量层面，只有一个差异性，但因变量有不同，那就可以认为这个具有差异性的自变量是关键变量，其差异可能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或者，自变量中只有一个相同，但因变量是一样的，那也可以认为这个自变量具有关键影响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同案例之间，共同点和差异性都很多，要提炼出有关键意义的变量难度很大。比如，有两个村庄，一个社会秩序稳定，另一个经常出现上访。进一步考察发现，两个村到县城的距离不同、交通便利程度不同、领导干部能力不同，但村庄的人口规模差不多、人均耕地差不多、经济收入也相似。面对有多个因素相同和相异的复杂情况，有两种提炼命题的方式：第一是忽视次要因素，仅仅从主要因素做出解释；第二是进行因素合并，将具体因素提升为抽象因素。

第一，如果两个案例之间相同点很多，差异性也很多，可以忽视次要因素，仅对主要因素进行比较，从而提出命题。如何区分次要因素和主要因素？一是从经验层面做区分，差异小的是次要因素，差异大的是主要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村庄治理的案例比较，两个村跟县城的距离不同、交通便利程度不同、领导干部能力不同，有三点不同。但这三点不同的差异程度不一样，跟县城的距离可能只差了两三公里，交通的路程长了一点，只是微小差异，就可以被视为次要因素。而两个村的干部能力差距很大，一个村组织涣散，另一个是能人治村，对比鲜明，那就可以认为干部能力的差异是主要因素。因此，可以在比较中忽略掉城乡距离、交通便利的差异，只将干部能力作为关键自变量，从而提出命题：干部的组织能力决定村庄治理水平。

除了从经验层面区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还可以从理论层面区分。有理论意义的是主要因素，没有太大理论价值的是次要因素。比如，在两个村的比较中，一个村很富裕，而且有一套村规民约作为治理规则；而另一个村较贫穷，也没有村规民约。从经验层面，难以区分经济因素和有无村规民约这两个因素的主次关系，但从理论上讲，后者理论意义更大。因为经济因素导致村庄治理成效的差异是常识，没有太大的理论价值。但有没有村规民约影响村庄治理成效的命题，更有理论意义，可以跟社会资本、社会治理的理论脉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从中提出命题：村民较高的自组织能力可能促进村庄治理水平提升。这就形成了一个来自案例比较的命题。所以，面对多因素的复杂案例，要善于把握有理论潜力的因素，从各种杂乱的经验要素中提炼出理论主线，才能形成有学术意义的命题。

第二，两个案例之间相同点和差异性很多，可以进行因素合并，将多个不同点或差异性抽象化，统合为一个变量。以村庄治理为例，比如，两个村庄的公路、水利、村民广场等设施都建设得较好，但在是否制定村规民约、举行村民议事会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能否有效调解矛盾纠纷上也有较大不同。面对多个复杂因素，可以将具体因素合并，抽象化为理论变量。公路、水利、村民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可以合并，抽象概括为基础设施；村规民约、议事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状况都是反映村庄的社会团结，因为社会团结程度高才能形成村规民约，才能举行议事会，也才能调解矛盾。在具体因素合并之后，可以就这两个村的情况提出命题：村庄治理成效与社会团结程度相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关联度不大。这一命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村庄治理光靠硬件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建设；村庄形成了共同体，实现了社会团结，才能有效提升治理水平。这一命题可以跟社群主义等理论脉络对话，也可以跟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等政策实践对话，从而形成一个有意义的理论建构。所以，要善于做抽象概括，从纷繁芜杂的具体因素中寻找理论共同点，这是提炼命题的关键能力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质性研究中的比较分析不是严格的逻辑推导或者统计分析，无法做到完全精确。无论是区分主次因素还是因素合并，都来自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这跟量化研究中的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方法实现的变量简化不一样。但不能认为质性研究的比较分析没有意义。质性研究能提供理论洞见，从而超越具体的经验现象。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是政治学中的名著，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比较范例。斯考切波研究革命，用法国、俄国、中国三个个案做比较分析。三个国家差异性非常大，其革命又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发生的，如何比较？怎样提出命题？这需要高超的理论建构能力。构造可比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它依靠主观想象力展开。在这项研究中，不同国家间可比性的构造始于重新建立历史叙事，只将与研究有关的历史显现出来。斯考切波先寻找相似性，发现这三个发生革命的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在压力之下国家政权与主导阶层（贵族、既得利益群体）存在很大的矛盾，再加上底层的抗争，导致大革命的发生；随后，斯考切波又分析差异性，德国、日本也曾经面临很大的国际压力，但这两个国家具有自主性，能够压制主导阶层的反对意见，采取措施推进现代化，从而避免革命。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斯考切波提出命题：是否具有自主性是国家能否推行现代化，避免革命危机的关键因素。虽然斯考切波的这项研究引起较多争议，但无疑是一项经典的比较研究。其从诸多因素中抓住国家自主性这个关键变量，提出一套创新性的解释理论，这需要极高的理论洞察力。

（二）非现实假设与命题形成

除了案例比较，形成命题的另一种路径是非现实假设。非现实假设也是一种比较，但不是案例之间比较，而是案例和假设之间比较，假设本身是非现实的。跟非现实的假设进行比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实验：设想改变某个关键条件，案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比较不是随意的空想，而是要对事物的运行逻辑有清晰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分析条件的改变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理论命题来自非现实假设。曹正汉和周杰的《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一文，清晰地展示了从非现实假设到命题的推理过程。这篇文章首先做了一个假设：在理想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应该依据公共服务的范围，全国性的公共服务由中央政府承担，而地方性的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承担。比如，铁路通常是跨省运行，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大多数公路里程较短，地方政府负责较为合理。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情况，存在公共服务过度下放的情况。过度下放，是指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实际上由地方政府在承担。比如，食品安全是由地方政府在查处，而非由中央统一管理，这就不符合理想情况，因为食品是全国流通，不局限于一个地区。为什么会如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命题进行解释：为了降低治理风险，公共服务会过度下放。一项公共服务，如果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出问题容易形成全国性的治理风险；而地方负责，出了问题地方政府承担，风险只局限于一个区域，风险可控从而提升体制的韧性。

第二个通过非现实假设提出命题的研究实例是《弱排名激励的社会学分析》一文。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先提出了理想（非现实）假设：在一个组织中，实施强激励能提升组织效率。但是，作者发现，现实中完全实施强激励的组织很少，很多组织都是采用弱激励；所谓弱激励，就是组织内成员间的报酬差距远小于贡献差距，尤其是在体制内单位中，同等职务和职级的岗位差距微乎其微。对于这一现象，作者提出了两个命题来解释：弱激励排名能够提升组织灵活调整的空间，提升情境适应能力；弱激励能维护组织内部的合作关系。这两个命题都来自与理想（非现实）假设的对比。强激励为什么在现实中较少，这源于强激励的负面影响：会造成组织运行的僵化和激化内在矛盾；所以反过来可以判断弱激励具有提升情境适应能力、组织合作能力的功能。

五、余论

理论建构是学术研究最精深的能力，既要求研究者敏锐的经验理解能力，又要求精深的抽象思维能力。质性资料的理论化分析是一门带有深厚个人体悟的技艺，既不能批量复制，也不可能一日养成。很多时候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没有固定的方法可循，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赋的艺术。正如老子所说，道其实是没法描绘的，但为了表达出来，又得制造一些概念来描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本文尝试以社会科学中较为经典的质性研究为例，提炼出几种理论建构的具体路径：从日常生活、既有概念、既有理论中提炼出好概念；采用直观式、单维度和多维度的方式将田野经验类型化表达；利用案例比较和非现实假设的方式形成命题。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建构不是将概念无限外推的过程，在质性研究的理论化过程中，需要时刻警惕理论的边界。可以通过限定分析单位的时空维度、分层级构建概念体系等方式降低过度概括和自我验证的风险。

尽管文章提出了理论建构的具体方式，但优秀的质性研究作品不一定完全遵循从提出概念到形成命题的路径，理论贡献也可能从叙事中自然流露出来。从叙事中展现社会运行的过程和完成理论建构不同于找变量的“均值人”思维，其依托每一个具体的人来实现，比如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所采用的生命传记法，或者关心具体实践中的行动伦理。在具体方法之外，研究者应该关注时代主体领域的问题意识，在对主体领域的研究中提高理论想象力。另外，还需要有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并且将这种自觉贯穿到研究的各个阶段。只有带着提高分析的抽象层级的方法论自觉，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经验资料时，才有可能实现从局部的个案到普遍性的知识这一跨越。

作者：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美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5月20日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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